亿万家财撒向何方

——黄仲咸先生随访录

张 力

 

接受采访时，黄仲咸先生的手掌总忍不住在我肩上拍着，份量很重；他在椅子坐的时间不会太久，总是因为话题引起的冲动而站立起来，手臂有力地挥动着。这位衣着朴素的老银行家已经82岁了，却声音洪亮，目光锐利，给人一种豪放、睿智、精力充沛的感觉。

他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是“我从来不做失败的事。”敢说这句话的人实在不多。

当然，今天黄仲咸先生能够站在自己32层的厦门必利达大厦顶层，俯视大半个鹭岛，也许这种功成名就的感觉还是来自于他青少年时代反复遭遇的种种磨难和挫折。这些磨难和挫折所换取的经验和造就的意志品质，则像这座大楼的基础和底座一样，终于一级一级将他托上高处，使他在居高临下，向四周俯瞰的时候，能够讲出这样一句充满力度的话来。

山外有山，华侨界里富可敌国的大商巨贾大有人在，今天，使我们走近黄仲咸的缘故并不在于他商海泛舟的成功经历，而在于他将这毕生奋斗获得的巨大“数字”撒向何方？为什么？

浩瀚江海源于涓涓，在人们了解黄仲咸的今天时，总是会从他的行为举止中看到许多过去的岁月余痕，深刻，难忘。

   “福祸住厝边．

贫富会转移，

只要肯打拼，

无钱变有钱。”

早年厦门的老码头上，那些摇船人正是哼着这样的民谣曲儿，依依呀呀地摆着橹，将一批一批的中国贫苦农民送上了泊在厦鼓海峡间的小火轮上。而这些小火轮就拖曳着黑烟，盛满了人们痛苦离别的泪水和衣锦还乡的梦境，驶入了茫茫无垠的海天之中。

公元1935年，15岁的黄仲咸正是这样，乘上了一艘下南洋的小火轮。当小火轮像牛一样“哞哞——”地吼着，收起锚链，开始在海面上缓缓动起来时，他禁不住又扭过头去寻找岸上送行的父亲。随着距离的变化，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孤孤单单地像一枚小小的枣核。一层雾罩住了他。这不是雾，是黄仲咸眼中的泪水。

黄仲咸1920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码头仙都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8人，他居中。支撑着这个十余口之家的父亲非常精明能干，他没有进过一天学堂，却自学了“源收出存”的传统计账法，向人租了一个小店铺，农务之余，在村中做点小买卖。

每一个家庭的兴衰，都源于一种观念的注入或是消失。

黄仲咸整个童年一直是在父亲严厉的喝斥中度过的。也许就因为父亲发现了他的聪慧，将一切希望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管教，他必须远离母亲的溺爱，和父亲同睡一张床。每天一大早他必被叫醒，起来学习父亲的那套“源收出存”记账法。自7岁上学之后，他就没能像个真正学童那样安心读书。课堂以外的时间，他必须下田帮助做农活，必须上山砍柴拾草，必须在父亲的督促下挑担叫卖，做些猪肉、水果、糖饼的小买卖⋯⋯那是一种硬碰硬的教育，稍有怠惰，必将招来一顿痛打。父亲要他遵守的为人原则是“勤俭、朴实、守信”。

黄仲咸记不起当时自己是否怨恨过父亲，但是在后来长达半个多世纪商海险恶的搏斗中，他一次次地感受到了当年父亲那寓于棒喝教化之中的深厚恩泽。“今日方能有稍建树者，饮水思源，全为先父之所赐。”在黄仲咸的笔记本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充满感情的话语。

正是父亲的指导下，他顺着大哥的足迹踏上了南洋之路。

下南洋历来是福建贫苦农民改变命运的跳板，世世代代多少人怀抱梦想越过这块跳板，踏过干顷波涛，要去从漫漫苦海中打捞出一颗幸福的珍珠来。黄仲咸也要去打捞一颗这样的珍珠。

号称千岛之国的印尼，实际上有大小13，700多个岛屿，这些岛屿很多就像黄仲成的人生车站，他的事业、他的生活足迹，在这里一站一站地辗转着。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原因，印尼的自然物产非常丰富，黄仲咸先是收购胡椒、木棉、金鸡纳霜、藤、豆蔻、丁香、咖啡、棕榈油等等，并兼顾小杂货店，成了大哥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有一回大哥外出数日，由黄仲咸掌店。他们刚卖出一批土货，店里放着不少钱，人进人出地总有人知道点底细。15岁的他多了一个心眼，晚上睡觉前将钱柜里的银币取出来藏在墙缝里，只留下一些铜毫。不日，店里真的失窃，钱柜被挖。窃贼自然大失所望。因为三几把铜毫的“劳务费”实在是“撞了衰”。大哥回来后知道此事，对弟弟的聪慧机敏大加赞赏。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火山、多地震的国家。在这些热带雨林气候的大小岛屿中，共有活火山120多座，自然的富饶和自然的灾害对这里的人民恩威并施。1936年，绍岛大地震发生了。黄仲咸第一次深刻地领略了天崩地裂这个词汇。第一次发现了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的渺小。仅仅几秒钟里，身边的世界似乎就毁灭了。房屋倒了，桥梁断了，地面裂了，到处都是死伤的人。黄仲咸的小店也不复存在了，他和周围的人一样，以一条花布为裙为被，餐风宿露。

印尼是个饿不死人的国家，热带雨林里各种丰硕的野果帮助人们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黄仲咸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他来到一个叫诗个(SIKO)的小岛，为亲戚看管一家小店。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很快获取高薪。大哥知道后，买下了那间小店，让黄仲咸独立经营，也许这是黄仲咸最为平静的几年好日子。他在诗个一呆就是4年，直到被父亲招回娶亲。这年黄仲咸刚20岁。

今天坐在我们面前的黄仲咸夫人戴子媛女士已80岁高龄了。和黄仲咸一样，衣着朴素。她的举止端庄得体，有着书香门第的大户风范，也有着闽南妇女特有的那种温和与善良。

她和黄仲咸60年的婚姻生活，同样是从风浪、从磨难起步的。

按理说，她是幸运的，不像其它“番客婶”那样新婚即别，“郎君走南洋，姿娘守空房”。黄仲咸的父母亲是对很明理的人，他们不讲求晚辈人的侍奉，而是体谅婚别之苦，希望黄仲咸的事业能有贤妻协助，所以要求黄仲咸成婚之后，将戴子媛一并带往印尼。

这本应该是一次幸福的行程。

与头一次离家相比，黄仲咸这次的再下南洋的确很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个“旧客”了，有了积蓄、有了自信、有了家眷，有了更大的责任。然而时逢1941年，厦门已经沦陷，没有直达的班车，父亲的送行只能送到家乡附近的一个溪边渡头上。

孤棹远影，父亲在溪的那头挥手： “仲咸啊，你日后若能挣钱，要尽量照顾你的兄弟!”

黄仲咸没有想到此行竟是父子的诀别，他只是深感到父亲把所有的希望沉沉地压在他的双肩上。

从南安到厦门，他们一路风尘，全靠步行，由于厦门已是日占区，进厦门必须偷渡。在风高夜黑日子里，雇条小木船依依呀呀地摆过去。此间的惊魂骇魄自不多言。当时仍从厦门口岸出洋的人很多，太古码头上的太阳旗下，扛着刺刀的13军面目森冷地盯着那些拥挤在舷梯上的缓缓人流。

黄仲咸此行并不只是他们夫妻二人。受托于人，他还需领着两名华侨女眷下南洋寻夫。因此行程更是拖拖拉拉，一步三停。屋破偏逢雨，途中黄仲咸不幸染病，情急之下也只能滞留治病。等痊愈后一行人赶到厦门，已经误了一班船期。一等又是15天。

又一班船期到来时，华侨家眷赴印尼的条例却变了：一改过去可直接入境的办法，要求必须先由在印亲属申请办理了手续，方可入境。按理说黄仲咸可以带着戴子媛先走，可是出于道义，黄仲咸夫妇还是留下来和另两名女眷等待她们的入境手续。岂料，等来的又是一个新的条例：有直属亲人带领的家眷，也必须先办理申请手续。黄仲咸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只身赶回印尼。戴子媛和那两名女眷只好留在厦门静候佳音。

手续最终是办来了，但是珍珠港战争也爆发了，欧美对日宣战，交通全绝。戴子媛和那两名女眷绝望了，只好重又翻山涉水，辗转回到南安老家。这对新婚夫妇就这样被战火拆散，相隔千里万里，互相祈祷平安，遥遥无期地等待战争的结束。

戴子媛在家乡苦捱着那个特定时期沿海侨眷们所遇到的艰难日子。在南洋一方，黄仲咸的生活则更加艰苦和危险。

这时的黄仲咸已经离开大哥自立门户了。他在赫马黑(HALMAHEL)岛的多诺咕(TQNOKU)自营一家小店，又造了一艘帆船，雇了4名印尼水手，沿着岛上的水路，深入到各个小村里贩卖日杂用品并收购土特产，生意红火。

可是随着战局渐紧，行动受到限制，这种生意只好停了下来。什么困难都难不倒黄仲咸，这时他又接手了大哥的一个旧山地农场(俗称山园)。凭着从小练就的农家本事，干起了种植业。他耕种了早稻、香薯、玉米、山芋以及各种蔬菜，还养了一大群猪，这些东西都是战争时期最为实惠的“宝物”，不仅维系了自己的需求，也维系了周边许多人的正常生活。勤勉、谨慎，黄仲咸在漫漫的白色恐怖下，熬着日子，期待着和平岁月的到来。

1945年，抗战胜利。1948年，戴子媛终于踏上了印尼国土，这对历时8年的“名份夫妻”终于相聚。从此这个家牢牢相箍，直至今日⋯⋯

黄老先生曾让我看了一本记事册，他告诉我说，这本记事册还没有让别人看过。这本记事册可以说就是黄先生整个人生轨迹的大事记。它从黄仲成的家庭背景叙述起，主要将15岁下南洋后的每一次重要转折、重要事件都记载下来。文笔非常简练，言到意到。从这里，我深感到黄老先生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非常负责、非常坦诚的人。因为在功成名就之后，许多人往往会遮盖、更改历史中那些“对自己形象有影响”的部分，对自己进行一番美化。黄仲咸却不这样，他怎么做、怎么想，什么事做对了，什么事做错了，连同家庭实际情况，决不隐瞒、不虚构，令人肃然起敬。

这本记事册更侧重记载了黄仲咸的商务活动，我们仿佛看到一叶在狂风巨浪中顽强前行的小舟如何最终到达彼岸。这是一条相当艰难的道路：从日杂小店、收购土特产、农业、航运业、花布印染业、造纸业、尼龙化纤业、银行业、房地产⋯⋯黄仲咸一一染指，统统成功。从建南公司、玉山公司、南安公司、美华公司、大众福利银行、金环银行、椰佳特立商业银行、必利达银行⋯⋯这些历史辗过的履迹，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公司、一项项事业的建立和解体、一次次的分离又一次次的重组，有时是因为商机，有时却因为人际的变化⋯⋯时而患难与共；时而釜底抽薪；时而令人激昂感动；时而却又令人叹其险恶。亲人、朋友、对手，一起都在这漩涡里翻滚。然而，正因为黄仲咸的智慧与诚信，使得他一次次地渡过这些漩涡，使事业稳扎稳打，日益拓展。

从他居住地的一次次迁涉，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浙些事业的履迹：边远海岛的小村——小乡镇——小城市——首都雅加达，而后，他又迁居香港，然后最终定居厦门。

如果说迁居香港是他放弃经营30余年的印尼的金融，而转身搏击房地产，那么他的定居厦门又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如何的一项事业?这位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八旬老人，仍然给我们一种任重道远的感觉。

黄仲成常把自己在“商战”中的业绩归功于父亲早年对自己的教育和雕琢；随着事业的越发成功，他却越发地感受到母亲对自己的另一种影响，正在渐渐地起着一种主导作用，并决定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在黄仲咸的记忆中，母亲非常的慈善。家境虽然拮 ，她却总是去帮助那些比自己困难的人。用乡里人的话说“你向她要半碗，她却整碗都给了你”，母亲对财富的理解是“让真正需要的人用。”

这种品格，这种观念，悄悄地植根在黄仲咸的内心深处。这种潜移默化的结果后来渐渐地在他的生活原则中体现了出来。

1959年，时隔近20年，他又一次回国回乡。他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北京观光团，亲眼目睹了祖国解放后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也看到了家乡因长期落后的急切需要。这时候的他已不是“当年阿咸”了，通过多年奋斗，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二话没说，他立刻捐款资助家乡兴建仙都小学。这是第一次，此后即决开了善举的源头。

紧随其后的是1960年，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序幕拉开了，饥饿开始蔓延。身居海外的黄仲咸急了，不停地往家乡寄去面粉、白糖、药品和食用油，接济邻里乡亲。这一举动延续了相当长的年头。

“文革”来了。当时混乱的局势，对侨属侨眷的许多不公做法，令许多华侨望而却步，几近心寒。黄仲咸却怎么也泯灭不了那爱国爱乡的情结。“文革”刚过，他又频频返乡了，这不了的情结使他更加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而他的这些行为，早就摆脱了纯粹“做善事”的出发点，达到了很高的一个层次。

在众多的公益事业中，黄仲咸特别倾情于教育的建设。面对媒体、面对请教者，黄仲咸不止一次地谈出了这样的感受： “我在国外生活了近70年，周游世界中，所闻所见的，不知有多少中国人被歧视被欺负的事例。和外国人接触，发现我有一定身份地位，他们认为我是日本人，这种事是很让人伤痛的。如果我们的国家富裕强大，会这样吗?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靠教育!中国人的文化素质提高了，科技发达了，国富民强，谁敢欺负你?作为中国人，支持教育人人有责。我就是想尽我的能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我曾经陪同黄老先生到过南安。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可以说一驻足、一举目，都能看到黄老先生的“手迹”。统计起来，他耗巨资所独资捐建的中小学教学楼达现30多座，医院7座。此外，还有多项助建工程。“慈手”甚至伸达安溪、长汀诸地。对于文化方面，黄仲咸也经常过问。他资助了一些文史地志以及诗刊的出版，更具影响的是，自1991年起，他设立了一年一届的“福建省黄仲成文学奖”(暨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也许，这也是我一接近他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和好奇心的缘故之一，因为我和我身边的许多文学人都得过这一奖项。

当我踏入南安诗山中学这所乡镇学校时，着实大吃了一惊。那种气势、布局以及完善的设施、良好的学风，都可以和任何一所省级中学相比美!所到之时，正是省教委等部门来审核验收诗山中学省二级重点中学的日子。像常规一样，黄老先生又得去和许多人握手。然而黄老先生总是忽视这种场面，而把目光和精力都锁定在一件件非常具体的事务上了。

老先生对诗山中学可以说是特别关注，整整20多个年头，从捐建诗山中学的第一座教学楼——仙都楼开始，他就没有停过手；招贤楼、继志楼、印华楼⋯⋯他甚至还亲自引资，动员其他华侨捐建，致使诗山中学能有今天的这种规模和水平，他不仅仅是花钱了事。知情人告诉我，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黄仲咸长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一砖一瓦的基建、到学生的生活、教师的工作、校领导班子的团结、总体的教学质量⋯⋯他询问、建议、他担忧甚至生气、他喜悦甚至因为满意而眯上了眼睛⋯⋯就像一位望子成龙操心烦恼的父亲。

令老人家挂心最多的是那些身处边远山区的贫困孩子。老先生认为那里最需要“雪里送炭”，也最出人才；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我自己走过的路最清楚，贫穷而有志气的孩子最有出息，也最值得帮助。不要看他们土里土气，穿着破衣服，将来国家的栋梁之材，往往就出现在他们之间。现在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去帮助，也许他们一辈子就消沉下去、埋没下去了。现在我们帮他一下，为国为民都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贡献。”

自1990年起，黄仲成就在南安创办了教育基金会，广泛地开展奖学、奖教和助学的活动。在每年汇集一本的工作纪念册里，我读到了“坚持山区任教奖名单”、 “优秀校长奖励名单”、 “资助录取大学本科以上特困生名单”、 “资助高中阶段特困生名单”、 “资助初中阶段特困生名单”⋯⋯等等。名目之多之细，总数额之大，令人叹服。屈指算来，到2000年止，10年间黄老先生在南安家乡已资助161500多名师生，资助金高达550多万人民币；连同捐建的教学楼宇，在南安的捐款已超过亿元。

在不间断的资助工作中，黄仲咸已萌发了他的“金鸡母计划”。他认为把钱投进基金会，这钱是死的。而为基金会置办产业，让它能够经营发展，这钱就活了。就跟“养金鸡母下金蛋”一样，基金会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

1991年，他在南安兴建了12层楼的南安必利达大厦，做为基金会的产业。“这只”每年赢利百多万元的“金鸡母”已经有了自己的“金蛋”，能够自如地将这笔钱悉数为奖教助学的教育事业发挥作用。

1993年，他又耗资1．5亿元，花费8年时间，兴建了这座地下3层、地面32层的厦门必利达大厦，做为正在筹办的“黄仲咸科学教育基金会”的永久产业。这是更大的一只“金鸡母”，所有所得，仍然全部用于科教人才事业的培养和捐助。

定居厦门，也许意味着老人关心的领域正在拓宽。

问及老人，除了这些已被自己确立为基金会的“永久产业”外，老人还有多少财产?几乎是没有了。海外的四间银行早就转让了，店铺、房产甚至原先香港的高级住宅都变卖掉了。拥有数亿资财又将它视为“非己之物”．的老人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衣着普通，他几乎从不到酒楼餐厅去请客，都在自己家中与公司职员共用膳食。他在未有自己的必利达大厦之前，有近十年的时间里他每次回国都住在南安县教育局招待所里，每天住宿费30元!捐建了30几幢楼，他从来不搞奠基仪式和竣工仪式，而只是一次次地渡洋过海、亲抵施工现场去看、去验、去解决实际问题。从他手头上是拿不到红包的；他也听过一些关于他“这方面”的闲言碎语，也知道自己的“不照行情”可能会引来一些莫名的不满，但是他不在乎，仍“我行我素”，乐此不疲。凡事自有公论嘛!他说。

不管在南安的必利达大厦，还是在厦门的必利达大厦里，我们都看到了大量的上至国家、省人民政府，下至地市甚至民间所赠予的牌匾、奖章、奖状、证书以及各种纪念品。福建省人民政府甚至在南安为老人树了这样一块碑：“黄仲咸先生，祖籍福建南安市，旅居海外，情系桑梓，慷慨捐资，兴学育才，为颂扬功德，激励学子奋发进取，特立此碑。”他还被誉为“南安的陈嘉庚”，颂扬他“功在千秋”⋯⋯

在老人家中那一大迭厚厚的相册里，有着大量的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社会名流与老先生会面的照片：有着老先生在各个年度的奖学奖教颁奖会上、助学会的发放会上立首中央的照片；有着大量老先生所捐建的学校楼宇的照片⋯⋯老人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大量的采访和报道，为老人营造了一种功成名就的氛围。然而，在真正深谈之后，才了解到老人内心中隐隐的焦虑。

那天，还是在那高高的32层楼顶上朝下望着，车水马龙，人潮如蚁。这种居高临下的眺望很容易给人一种阅读寓言的感觉。黄仲咸老人的一头银发在风中微微飘动着，他的话语放得很轻： “我这样做，不管讲多少道理，还是会有人不理解不同意的。这个基金会我已经整整申请8年了，却还一直没有批下来。怎么会这么难呢?用我自己的钱来帮助别人也这么难么?我是很着急，这个基金会一定要在我还健在时批下来，否则我的一腔心意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这些财产可能就不会用在最需要得到教育、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身上了⋯⋯”

话中似乎还有话。

即使在我们视如坦途的这片境地里，他实际上仍在努力，仍在期待。这是外人所难以理喻、难以知晓的。也许，他所一再说过的那句“我从来不做失败的事”并不是一种气盛，而是在为自己这数十年心血和所拟定的道路的一再祈祷。这时候我忽然感悟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和悲壮，不管怎么样，老人会朝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的。

今年4月，一个暴雨过后的日子里，黄仲咸老人约我和他一起回乡。在那条古树掩映的山村小道上，步伐健朗的老人一路上随和地跟村民们的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他仍然要到小学里转一转，朝正在上课的教室里探个头。我看到了他很灿烂的笑容。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老人有点顽皮地朝我眯了眯眼。

我们踏上了雨水洗涤过的小山道，灌木和野草特有的馨香在宁静中淡淡地挥发着。这时候，跟随过来的村民和干部多了起来，大家争相说话，使得山坳里充满人气。

走出山道，眼前豁然开朗，远山近岭逶迤分开，只见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倚于苍翠之中。黄仲咸告诉我，这是他为村民捐建的骨灰堂——孝德堂。提倡火化、节约土地，对现代的农村是很有必要的。

谈话间，老人开始和村民们指指点点，比比划划起来。那里要修一条路，那里要做停车场，那里要种一片树林，那里要修成花圃，那里要建一口莲塘⋯⋯说着说着，他忽然停顿下来，他思忖了一会儿，很强调地说：“这旁边要修个亭子让人休息。还有，要有个让人能住下来的地方，将来会有很多人到这里来看我的⋯⋯”

我正纳闷着，老人指着“孝德堂”转过头来对我说： “我将来就回到这里，你看好不好？”

他的笑容依然灿烂，带点儿顽皮，我的心却随之一阵哽咽。也许，这就是老人在付出自己的所有之后，对人们仅存的这么一点希望，希望得到这么一点“回报”？我深深地体会到老人的伟大，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

衷心地希望老人健康而且长寿，希望他拍打我肩膀的手仍然那么有力，目光仍然那么明亮、睿智。

他肯定会看到自己所身体力行的伟业——黄仲咸科学教育基金会发出更大的光芒。

                                                  （原载2001年9月《厦门文学》）